国民党宪兵、总统御厨和养鸡场老板——我见识过的三位华侨老人
雅加达老城区扫描
我在雅加达槟榔社（Pinangsia)那一带住过两年。
这地方其实叫槟榔西亚，印尼当地人的叫法。搞不懂华人为何称其为槟榔社。
槟榔社属于雅加达库塔老城区传统的华人商业街区之一，面积不大不小，有四条街道，都不甚宽，东西两条横街，南北两条竖街，呈井字形，居民中华人占了多半。
东街店面不多，相对安静，也比较干净，两边老旧楼房，三四层而已，多是一些中小型公司开设的办事处；西街热闹嘈杂，五金店、灯具店、批发地板砖的建材店，还有销售厨房卫浴设备的大小店铺排列两旁，从早到晚人来车往，买卖兴隆，时常拥堵不堪。
槟榔社另外两条竖街，南边的叫第一街，北边的叫第二街。这第一街上，靠北头有个老式旅馆，貌似客人不多，还在坚持营业。再过去是一间中餐厅，中等规模，生意也显得清淡，据一位老朋友说，当年这儿的福建卤面非常有名，常有椰城各地食客专程赶来。笔者北方长大，就爱吃面，那天路过此地，觉得有点饿，一时冲动，便走进去，一下子叫了两碗，结果吃起来感觉那卤汤粘乎乎的，不知放了多少淀粉，这能有啥吃头！比我在中国吃的山西刀削面差远了，勉强吃了一碗，第二碗再无胃口，赶紧付钱走人。
这中餐厅的隔壁，有一座古香古色的庙宇——鲁班先师庙。鲁班乃华夏土木建筑鼻祖，春秋时期鲁国人，南洋这地方怎么会有一座鲁班庙呢？原来早期广东籍华侨前辈来印尼，多以木匠为职业，于是便齐心协力，于清朝同治年间，在当时荷兰人殖民统治的巴达维亚（雅加达前称），为“祖师爷”鲁班建了一座庙，使之成为椰城及环近地区广肇人氏聚会的场所，也是他们守望相助的精神家园。
雅加达槟榔社第一街小巧精致的鲁班庙。
该庙宇距今已有170多年历史，其建筑与佛堂相仿，雕梁画栋，造型精巧别致。庙里除了供奉鲁班先师尊像外，另有观世音菩萨、关圣帝君塑像等，虽然并不雄伟，但却庄严肃穆，有几位华人老汉在此守护，日夜添香。从前庙堂后面，有厢房数间，宽敞明亮，一批广肇籍热心人士出钱出力，在此开办了一所华文补习学校，面向同胞孩子及部分友族贫困子女传授中文，难能可贵。
前几年，雅加达广肇会馆在鲁班庙旁边建起一座会所，高楼大厦，富丽堂皇，华文补习学校也随之搬到楼上，办学条件愈发完善。
鲁班庙大门右侧的大楼即为新建的广肇会馆。
槟榔社第二街，普通平常，无任何特点，再往东几十米，是一条大路，对面就是库塔火车站（Stasiun Jakarta Kota），荷兰式的半圆形建筑，一百年过去，仍坚固如初。
大路这边的槟榔社沿街一面，从东向西二百米，分别有三处华人宗亲会所，其一是张氏宗祠，其二是刘氏宗祠，还有一座朱氏宗祠，旁边还有一幢很不起眼的小建筑，乃是一处道教场所“三元宫”。
我那时住在槟榔社东街52号，这是一幢四层楼的老旧店屋，系印尼安溪同乡会创办人暨首任总主席、已故银行家白德明先生的私人物业。白老早年从泗水搬来椰城，起初在这里开公司做过五金生意，后来发达显贵，就把公司迁至雅加达的“华尔街”——苏迪曼将军大街的大松大厦了，此店屋便一直空着。
再后来，白先生发起成立了印尼安溪同乡会，他个人花100万港币把四层楼的店屋里面重新装修一遍，无偿借给同乡会作为会所使用。又过了几年，他和乡亲们共同出资在珊瑚新村建了新会所，这老会所再度闲置，正好我那时需要找一个住处，白老就叫我搬进去，和他的私人管家郭三利先生作个伴。
郭先生70多岁，是个老单身汉，他60年代巨港华校高中毕业来椰城工作，中文很好，身体特棒，但不知为什么一辈子没有结婚。在老会所，我和郭先生住楼上楼下，渐渐成为知心朋友。
他对雅加达了如指掌，空闲时带我把这老城区附近的街巷，里里外外逛了个遍——草埔(Glodok)、班芝兰(Pancoran)、卡渣玛达 (Gajah Mada)、哈炎乌禄 (Hayam Wuruk)、大南门、小南门，以及红溪路、三间土库等这些地名，都在脑海里扎下了根。
1940年代，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上的天良百货商店外景。该店至今仍在营业。
今非昔比小南门
从我们住的槟榔社东街出来，走路大约一刻钟左右，就到了阿森街附近大名鼎鼎的小南门。
据郭先生告诉我，早年椰城的马路很窄，交通主要靠水运。往来货物多从雅加达老的港口进入市区，经过鱼市场，就是小南门前方的加里河。那时候，一到集市，舟船往来，人声鼎沸。卖布匹的、卖土产的、卖小吃的，商贾云集。纺织品交易尤其活跃。由于受风俗习惯影响，印尼对纺织品需求量很大，经商的又多是华人，久而久之小南门便成了繁华之地。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它一直是印度尼西亚全国的纺织品交易中心，也是华人在雅加达最早的聚居地。曾几何时，有无数印尼富商从这里起家。
郭先生说，华侨集中到小南门经营布匹，至少也有一百多年历史。别看那些不起眼的店铺，有很多当年在印尼商界叱诧风云的大人物，都在这里做过生意。比如，福清人的印尼首富的林绍良就曾经投资纺织业，在小南门开过办事处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正是小南门最兴旺的时候，那时这里不仅印尼国内的布料，还有中国、印度、波兰等国的纺织品也大量进入，通过小南门批发到各地。“那时候，每家商店从早上六七点开门，到晚上六点才关门。门口的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，全是订货的。”
如今的小南门，仍有不少开布店的商家，但已不复往日的繁华。据说从90年代开始，小南门逐渐衰落。究其原因，首先是地域狭窄。政府在西区的丹拿阿邦地区新建了纺织品交易中心，有上千家摊位，而小南门现在门口多停两辆车都困难。其次是很多纺织工厂改变营销策略，直接到各地设立销售网点，做中间贸易的生意就差了。还有就是受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。有老布商感叹：“以前卖一尺布可以吃两碗面，现在吃一碗面卖两尺布还不能够”。
林绍良先生的保镖与文胆
有读者硬着头皮看到这里，可能要问：“这文章标题写着“国民党宪兵、总统御厨和养鸡场老板”，但是你老兄絮叨半天，他们都在哪儿呢？——噢，对不起！可能是我一写起自己熟悉的景物就刹不住笔，铺垫太多，让您不耐烦了。
请别着急，本文真正的主人公就要出场了。
忘记具体是什么时间了，当我把白先生的传记写完之后，有一天，他派人接我去一家大酒店的咖啡厅谈天喝咖啡。我到场一看，白先生对面沙发上，有一位老者正和他说话。还有几位老华侨都静静坐在那里听着。
左起：白德明、施宣德、中间那位不知姓名，右二系书法家白建南，右一便是本文主人公之一俞光汉先生。这是笔者唯一能够找到的俞老先生生前的照片。
白先生把手一招，“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：这是丁先生，中国来的，为我写自传的作者。这位是我的老朋友俞光汉先生——林（绍良）老板身边最信任的人，跟着老大几十年，勤勤恳恳。光汉兄也是福清人，你的同乡老前辈。”
与大家一一握手寒暄过后，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俞光汉先生。他看上去70左右，中等身材，稍微有些胖，但孔武有力，十分硬朗。此人肤色黝黑，宽脸阔嘴，一双大眼炯炯有神，面含笑意，却不乏威风。
俞先生梳着大背头，嘴里叼一只空烟斗，举手投足很有派头，活脱一副香港电影里江湖大亨的模样。
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年轻人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年84了，比白先生还大5岁。哈哈！你没看出来吧？主要是我这个人很乐观。”
我诚心诚意回答说：“确实没看出来，您气色真好，老当益壮！一点不像80多岁人。”
其实，在我没见到光汉之前，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。
福清退休老干部、原市侨联副主席俞木犹，与光汉先生老家同一个村，对其相当佩服，曾经这样和我说起过他的同乡：
“印尼的福清华侨有很多传奇人物，我村里人俞光汉算是其中一个。他练过武，拳脚功夫了得，徒手打倒三五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不成问题，所以当年做过林绍良先生的贴身保镖。他这个人也有文化，会写毛笔字，可以说能文能武。”
我把老俞说过的这番话，向光汉先生学了一遍。老人哈哈一笑，冲我抱了抱拳，嘴角抿起，嘴唇微微上扬，脸上现出几分骄傲：
“哪里哪里，过奖过奖！好汉不提当年勇。不过，我要谢谢俞木犹夸我有文化，我喜欢看书倒是真的，班芝兰联通书局一有进小说传记方面的新书，我差不多都要买回来先睹为快。所以，你写白先生的传记出版后，我要向老白讨一本拜读一下。”
接下来的话题，光汉又和白先生回忆起当年跟林绍良在一起的往事。
“有一次我跟老板（林绍良）回国，到一个大城市参观访问。领导们先是陪老板一行人游览一个风景区，在休息室，主人摆下文房四宝，要老板题字。周围都是大人物，站在那里等着看，老板的脑子突然间也有点短路了，拿起毛笔一时不知道要写什么。我在老板身边，他用福清话悄悄问我，光汉，你看我该怎么写。我说，老板，这很简单，既然到风景区，就写‘山明水秀’一定OK！结果老板刷刷刷，一下写好这四个大字，大家一片掌声。
第二天，主人又陪老板参观刚刚研发成功一个高科技项目，参观完之后，又是文房四宝伺候，请老板题词。老板不慌不忙，拿起笔，又不知道写什么了。光汉，你快告诉我，应该写什么？我趴在老板耳边说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科技项目，就写‘妙想天开’四个字。老板刷刷写好，大家纷纷叫好。老板很高兴，回来勉励我：光汉，你不仅照顾我的安全，并且还是我的文胆。哎呀！我说老板，这可是对我最高的褒奖啊！哈哈！哈哈！有意思吧……”
在沙县小吃菜馆抡炒瓢的总统御厨
那天与白、俞两位老人见面叙谈后不久，俞光汉先生就打电话给我：“丁先生吗？明天礼拜天中午，你去班芝兰联通书局等我，我带你去品尝几道地道福州菜。OK!——就这样说定了，不见不散。”
第二天中午，我应约在书局和光汉先生见了面。老人爽朗地说：“走，我们走吧，很近，两三百米距离，就在卡渣玛达街上——珍珠宾馆下面的沙县小吃菜馆，也是我们一个福清人开的。我的一个厨师老朋友，福州人，经常被我们请到那里露上两手。 ”
俞老说的那间菜馆我去过，名字叫沙县小吃，其实蛮大的店面，摆了十几张圆桌，价格实惠，中不溜的档次。我跟着俞老走进菜馆坐下，那张桌旁还有一个老头，站起来握握手，脸上没有表情，也不多说话。俞光汉管他叫茂深，大声问他，你也刚到一会儿吗？茂深笑笑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差不多是吧。”
不一会儿，厨房里走出一个老汉，一米八几的个头，稍微有些驼背，腰上系着围裙，右手端一只炒瓢，大步流星来到桌前，手腕一抖，一份油汪汪、金红色的荔枝肉，就稳稳倒在桌上的一只青花盘里。
这高个老汉说了句，“你们先吃吧！看看味道怎么样？我再去烧一个芋头排骨。”说完，转身又进了厨房。
俞光汉老人招呼我和茂深，来，趁热吃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道福州菜。三个人吃了几口，全都点头叫好，光汉先生又问我了：“丁先生，你猜猜看，刚才给我们上菜的老厨师今年多大岁数？”
“大概也有70多吧。”
“哈！你又猜错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今年92岁。”
“啊！真的吗？92岁还能抡炒瓢！”我大吃一惊，完全不敢相信。
光汉朗声道，“当然是真的，我这人从来不说骗话。”
“我给你说说这位厨师的来历。我1940年代抗战时期在福州就认识他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是福州人，相当于国家元首。林森主席那时住在陪都重庆，需要找一名福州的厨师，给他做家乡菜，我的这位朋友的就被选上了。他去给林森当了几年御厨，后来大陆被共产党统治了，他就跟着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。70年代，蒋介石去世，在蒋经国接班做总统之前，还有一个位严家淦先生做过一任‘过渡总统’，我的这位朋友又去给严家淦当过几年厨子。再后来，他就来到印尼，和我一样，做了一名华侨。”
“人生何处不相逢，相逢好像在梦中。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，我们两个40年代的老相识，80年代在印尼又相逢了，是不是人生如梦？”
俞老先生说的有根有据，我也听的津津有味。
聊了一会儿，光汉老人又把话题转到了自己和印尼首富林绍良的关系上：“小丁我给你讲，我不是有钱人，只是生活过得去，衣食无忧罢了。我在绍良手下干了几十年，帮忙他经手过的钱财不计其数，如果我那时稍微贪污一点，不是千万富翁，起码也有几百万的钱。我为什么没有从来没有贪过不义之财呢？不是我这人道德有多么高尚，而是我有文化，懂得法律，不会知法犯法。”
“俞老您还学过法律？”我不禁更加肃然起敬。
“当然，大陆没解放的时候，我在福州当过国民党的宪兵嘛！宪兵是执法的兵，肯定要学法律，我们和一般的兵不一样嘛。”
“您那时候在福州当宪兵，执法主要做什么事呢？”我小心翼翼地打听。
“专门抓共产党。”俞老大嘴一咧，笑的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“哈哈，俞老，原来您干的是电影里的特务的差事啊……”我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。
“也算是吧，我年轻时在国民党部队打过日本人，后来当宪兵抓共产党，也只是跟着跑跑腿，没有向共产党开过枪，手上从来不曾沾过共产党的鲜血。不过我那时候就知道，共产党掌了天下，我说这些他们不会相信，也不可能放过我，所以福州快解放的时候，我就脱离部队来到印尼，一晃就是60多年过去啦。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和平友好，早就不是仇人啦！”光汉老人认真地补充说。
我也认真点头，表示完全相信老人的话。
养鸡场老板茂深的发财之道
这次俞光汉老人请我吃饭的所见所闻，令我倍感惊奇，印象极为深刻。后来，我把以上见闻讲给另一位福清华侨朋友纪先生听，纪先生听罢告诉我：“你在沙县菜馆见到的这三位老人家，我都很熟。印尼华侨当中藏龙卧虎，各有历史。比如说，同光汉和你一起吃饭的，那个很少讲话的茂深，是个养鸡场老板，其实是这三个老头里面最有钱的，而且他发财的套路也很奇特。”
纪先生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：
“我是1973年从福清去香港，又从香港辗转来印尼的，当时只有20出头。1980年代，我从外埠来到雅加达混日子，打麻将过程中，认识了一位有钱的大老板。这个大老板有一二十间工厂，为人也很豪爽。但是他有一个爱好——英雄难过美人关——喜欢出去搞七搞八，在外面有几个相好的女人。不幸的是，他的老婆是个醋坛子，又像母老虎一样凶，整天没事干，步步紧跟，把老公盯的死死的，弄到大老板无可奈何。
后来，大老板想出一个办法，请了几个人天天去他家里赌博打麻将，并且千方百计教会他太太，使老婆搓麻也上了瘾，一上牌桌就没完没了。我就是大老板请去打麻将的麻友之一，另一个就是不大爱讲话、人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茂深。
大老板悄悄交待我们，你们几个以后要每天下午来我家里，好像上班一样，任务只有一个，陪我太太打麻将。这样我就可以脱身去外面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他还说，你们只要能用麻将拖住我太太，使到她不再盯着我，她如果打输了，输多少全部包在我身上，你们一点也不用担心。
我那时年轻，每天下午去大老板家里，陪他太太玩这种赌博游戏，打麻将就是打麻将，也没想到别的。茂深已经是中年人了，城府比较深，他对我说，他大老板有的是财产，咱们两个没什么本钱，可不能这样傻傻的，万一被他老婆赢了，你我都输不起。所以咱们两个要合起来赢她一个，另外一个人不是同乡，我们不要告诉他。
就这样，茂深教我与做局，合起来对付大老板太太一个人，打了不到一年时间，就通过麻将桌上赢她的钱，从大老板手里赢回来三四间小型工厂。茂深拿了大头，给我分了一小部分，他把那些工厂接过去经营，结果慢慢事业发达兴旺。而我不爱管工厂，只喜欢到处玩，分到一些现款又不懂得理财，没有几年就花掉了。
茂深有了这几间小工厂，手上有了多余的钱，他就拿去放高利贷，专门借给那些投资做生意的人。”
“放高利贷应该有很大风险啊！比如那些借钱的人亏本了。还不了，茂深不是也没有办法吗？”我问纪先生。
“别人放高利贷，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可是茂深不会呀！也不是靠他运气好，而是他有一个独特的办法，能够防止借钱收不回来的风险。”纪先生接着披露了茂深的绝招：“其实也很简单，那时候，他基本上每天都会去雅加达那些吃喝嫖赌的地方逛一逛。茂深去那里，自己从来不玩，而是注意观察都有谁在那里醉生梦死。比如你来借他的高利贷，他马上在脑海里搜索一下，是不是有在赌场妓院见过你，如果在那些地方对你有印象，那么对不起，他坚决不借给你，不管你说的多么好听。因为他很清楚，凡是在赌场妓院销金窟里鬼混的人，赚一千花一万，做生意一定很难成功。
如果他从来没有在哪些地方看到过你，那么好，说明你是个一门心思干事业的人，把钱借给这样的人，肯定有能力还本付息。当然，这其中也有一个时代的原因，那个时候正是印尼经济起飞的年代，只要认真做事，赚钱相当容易。所以茂深用这个土办法看人借钱，很少失误，他如今在西爪哇经营养鸡场，规模很大，主要是他的孩子在打理，他现在的日子就很轻松，悠哉快活。”
“原来，老话说真人不露相，说的就是茂深这种人啊！”
听了纪先生一席谈，我也不禁由衷感叹，暗暗生出几分佩服。
后来，我没有再见过俞光汉先生，也不曾再见过那位92岁还能下厨房炒菜的高个子老人。听说此后不久，他就去世了，毕竟年过九旬，生命的火焰已经燃烧到最后，看上去再结实，一阵微弱的小风也会将其熄灭。
2015年5月14日12月31日，俞光汉老伯台逝世，享年87岁。
2016年12月31日，介绍我认识俞先生的白德明先生也与世长辞。
只有那位见过面却没有交谈过茂深先生（记得他好像姓林），我不知道还健在否。
这个世界上，很多有故事的人都走了。
我把他们的故事记述下来，在这里分享给大家。